5月17日，中•英“投资管理与风险控制”金融论坛在北京人民大学举行。会议邀请了英国剑桥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数位专家、教授，与人大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一道，探讨金融机构急待解决的投资管理与风险控制问题。和讯网对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以下为专访内容：
和讯网：您认为，对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影响？而且对中国金融产品创新有何提示作用？
赵锡军：关于次贷危机的事情，应该说国内外很多专家机构很专注这个问题，做了很多研究和跟踪的报道，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应该说次贷危机对国内投资者、国内机构和国内市场对产品的创新、管理、监管都提出了很多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可以从中吸取的东西。
金融业的发展涉及到很多方面，包括机构本身发展，产品创新，市场的发展，监管方面的创新，监管方面的改善、提升等方方面面，这些方面应该是综合在一起考虑，如果说只是产品创新，但在风险控制方面、机构管理方面、监管方面跟不上，也有可能建立创新的产品，产品的风险控制不住，导致经营和投资这个产品的金融机构出现问题，这次次贷危机是比较典型的教训。
在华尔街开始大规模地推出次按揭贷款衍生产品的时候，实际上那些投资购买这些衍生产品的机构，对于传统原来的业务有很好的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方法、手段，但对新的产品，他们可能就不一定有那么好的风险控制手段了。所以，当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他们依靠机构的力量就很难控制住自己的风险了。同时，这个产品的上市，各种次贷衍生产品的上市，尽管有中间的评级机构给他进行一定的风险评级，但实际上这个风险评级也并不是做得很恰当，很多评级没有考虑到次贷衍生产品隐含的风险，给出了不是特别恰当的风险评级。这样也给市场带来了投资决策判断的误导。
还有，这个产品之所以能够进入市场，我认为，实际上监管部门也有失职的可能，从一个新的产品做次按揭贷款开始，监管部门就没有管到这种降低了标准的贷款，能够让它大规模的流入市场，我认为监管部门是有责任的。另外，在这种贷款被证券化，被打包整理成各种衍生产品的时候，监管层对这个方面的管理也是没有尽到责任的。这些实际上表明了创新的同时管理、监管没有跟上。我想从整个次贷的问题出现，到目前造成这种损失，到美国经济因此而受到拖累，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东西值得我们取得，特别是在风险管理方面，值得我们汲取。
和讯网：赵老师，这是否说明在国际范围内的监管制度的建立始终跟不上金融创新的速度？
赵锡军：确实有这方面的情况存在。据我的观察和我的一些初步考察来看，次贷危机其实是由几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第一，这些大的金融机构，为了竞争这个市场，因为美国信贷市场很发达，同时都是饱和的竞争，就是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些大的金融机构，这些贷款公司为了竞争业务扩大自己的市场，扩大自己的收益，就不断进行创新，把正常的客户拓展完了，然后他开始向次一级的客户来拓展，这样他免不了要降低标准，因为大家都在竞争客户，好客户都竞争完了，不断地向次级开户拓展，因此才有次按揭贷款的出现。竞争带来了创新，创新就可能突破原来传统的标准和要求，尤其像风险控制方面的要求就被突破了。这是最重要的方面，当在突破的时候，监管部门、管理部门没有及时地提醒也没有及时地关注这些创新的机构注意风险控制，这就是管理部门的失职了。
第二，这些产品出去之后，都是要打包出去作为衍生产品来证券化的。在证券过程中，又是一轮创新，原来次按揭就是一个创新，证券化又是一个创新，在这个创新过程中间，实际上把原来降低标准，降低风险控制的一些产品又进行打包进行证券化处理，把风险进一步掩盖起来了，再加上中间的评级机构也不能充分地认识这个风险，这个风险就越来越模糊，在转移的过程中间越来越不清晰，这里就牵涉到管理部门对打包以后进行风险转移的产品怎么样管理不知道，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和清晰的标准。这是第二个方面，也是和管理部门相关联的，当然也和金融评估的责任联系在一起。
第三，投资者。我们可以看到次按揭贷款的衍生产品投资者基本上很少是个人，都是大的机构，那些大的机构购买了大量的次按揭衍生产品，打包以后证券化的产品购买了很多，这就表明了两个问题，一方面说明他自己或者自己风险管理能力不足，或者把自己认为自己的风险控制能力很强，但实际上他不是那么强，夸大了，或者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风险控制，因为购买这些产品的像美林、花旗、瑞信等等都是世界上顶级的金融机构，他都有最好的风险控制手段，但他购买了，而且发生了大量的亏损，这说明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风险控制能力，或者过低的估计了这种衍生新产品的风险，说明他传统的风险控制跟不上。这是第三个方面，可能会是具体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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