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觉得改革创新要有激励机制和压力机制，目前官员有压力，但动力不足
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看来，地方政府好的改革创新，如果得到及时提升，在更大的范围推广，它就会从一个案例变成一种制度。
8年来，中共中央编译局推出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因它的公信力和“中央级别的奖项”，触动了全国各地官员的神经，为地方改革者的勇敢创新提供了鼓励的平台。
8年来一共有1190个地方政府创新项目报名参选角逐40个创新优胜奖以及若干入围奖。
俞可平，这位“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主要发起人和推行者，昨天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发布《中国政府创新蓝皮书（2008）》之际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学者认为，现在对政府研究的特点，一个是过于微观，一个是过于宏观，缺乏中层观察和创新。那么，你认为地方政府微观层面的技术性创新在宏观上有多大的推动作用？
俞可平：微观的改革对于宏观层面的改革有多大的推动作用？很多人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做 “中国政府创新活动”，本身是从地方做起的。首先要解释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切入点，对政府创新进行研究和推动。
第一个考虑是，地方改革直接跟老百姓的利益相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满足公民的需求更有直接性；第二，地方的一些微观改革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小，而政府改革风险比较大，如果做得不好，会出现类似发展中国家失控、无序等问题。而从地方做起，则可以实现效益最大化；第三，并不是说改革就微观而微观的，像“政府创新奖”的评选有个标准叫“推广程度”，还有个标准叫做“重要程度”。所谓“推广程度”是从横向来看，也就是说我们在设计奖项时，认为该微观层面的创新从宏观上是可以推广的。所谓“重要程度”，也就是我们这些年来所鼓励的地方改革，从长远来看，在宏观上是值得推广的，在宏观的层面会发生积极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并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启发。美国的“政府创新奖”已做了20年。美国政府创新也先是从微观开始的。微观影响宏观，这一点既是中国的经验，也是国际经验。
《第一财经日报》：在四届地方政府创新评选中，对地方财政预算的民主化试验很关注，但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现状是碎片化的预算管理模式，很多部门和领导分割着资金分配权，因而当下最重要的首先是推行控制导向的集中预算管理模式，而预算民主化是更后面的事。
俞可平：大家对预算的控制，才是真正的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在预算上必须听取公民意见，必须听取专家意见，必须广泛进行公证。
比如浙江温岭财政预算民主恳谈模式，很多学者、媒体也觉得很好，上级有关部门也觉得很好，老百姓也拥护。这就会在其他地方推广。如果大家都觉得很好，就可以在更高的层面把它从一个案例变成为一种制度，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制度能力不是抽象的，它是通过改革的实践，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例形成的，但是如果你不提升，永远只是一个案例。如果你及时提升，在更大的范围推广，这个就是制度性的。
《第一财经日报》：查看这四届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入选案例，较多关注于政府公开和民主参与，而对国家能力建设或政治制度化关注比较少。对许多学者看来，后者恰恰是当下最迫切的问题。你怎么看？
俞可平：《中国政府创新蓝皮书》还有我们的奖项，是关注政治改革方面比较多一些，制度能力方面的建设项目少一些。其实，这个问题要看怎么理解。无论哪项改革都是和制度能力有关系的。在地方实践当中，如果它不错，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它及时提升为制度。
政府的改革创新，需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许多大胆的改革创新举措就会因为没有制度保障而无法推出。因此要修改相关的法律条文，鼓励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改革创新行为。
我曾经特别呼吁有关决策部门和领导部门，对那些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并且深入改革创新制度的应该积极鼓励，正确引导，及时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形式使之转变为党和国家制度，并且在全国范围推动。我说过，不从制度性改革、不从制度上保证政府创新，甚至一些成熟的政治改革也会停步不前。
《第一财经日报》：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央和地方都再次提出要解放思想，那么当前情境下解放思想所指什么？又如何考量解放思想和政府创新的关联性？
俞可平：我认为中央强调解放思想广东省委强调解放思想不是凭空的，是有针对性的。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改革开放新的发展阶段中面临着新的问题，面临着新的挑战。解放思想最后是要体现为制度创新，主要应当体现为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举措。
政府创新尤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政府的改革创新需要冲破陈旧观念的束缚。政府创新贵在突破性的改革举措，贵在创造性的制度变革。
俞可平
●1959年7月出生，浙江绍兴人
●1982年，考入厦门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不久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
●主要研究方向：
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中国政治
●专业成果及著述：
《当代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与善治》、《公益政治与权利政治》、《中国地方政府创新：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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