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认为自己首先是个学者,因此,他首要思考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艰难之原因何在?
俞可平觉得改革创新要有激励机制和压力机制,目前官员有压力,但动力不足。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项目副主任杨雪冬对记者透露,中共中央编译局在春节之前对地方官员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其中有个问题是:“你认为影响政府改革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地方官员选择最多的是“部门利益”。
“一般来说,人们都不太愿意自己部门或者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这也很正常。”俞可平说。
俞可平吁求整个宏观环境方面对改革创新需要更加宽容。“如果政府创新制度有错误,它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可消除的,代价之大是不能够用经济成本来计算的。”俞可平表示,政府改革创新风险太大,如果没有宽容,地方官员就受不起,就不敢做。
最近一件事让俞可平感到非常伤心:国内有一个学者谈及中国基层民主试验时,表示地方民主改革事业都是在作秀。“我看了以后非常伤心,多数的地方政府改革者是有一种责任想为老百姓做事情的。”俞可平说道。
还让俞可平最近感到不安的是,湖北咸安区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模式,曾一度被视为湖北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范本,曾引来省内外众多地方政府前来学习取经,最后入围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但最近却连连遭到“取经者”的抱怨。
咸安模式推动者、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宋亚平写信给俞可平感言到,很多地方学了咸安的经验,就去做了,有一些地方做得不成功,上级领导不肯定,下面的老百姓也不支持。不成功就抱怨。“怎么能照搬呢?照搬以后不成功,还能怪我们吗?” 宋亚平在信中说。
俞可平对此感慨到,地方政府创新的确要重视相互学习,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减少成本,取得最大的改革效益,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照搬。
地方政府创新尽管存在诸多艰难,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正在被地方政府认识和积极接受。“现在如厦门非常积极参与创新奖的评选,目前中央文明委正在组织第二次全国文明城市评选表彰活动,而在各竞争城市的衡量中,如果入围创新奖权重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杨雪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