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８．７％，环比提高２．６％，使全年ＣＰＩ涨幅控制在４．８％以内的难度加大。尽管２月ＣＰＩ上升较快有年初雪灾影响的特殊因素，但灾害造成的农产品减产对后期市场仍有一定影响，近期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抑制了食品价格过快上涨，同时也积累了今后上涨的潜在压力。
我们预计今年ＣＰＩ实际涨幅将在６．５％—７％之间。今年物价上涨压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上年的“翘尾”因素（约３．４个百分点），也就是，即使物价在去年１２月份水平上不再上涨，今年ＣＰＩ也将上涨３．４％。而受年初雪灾影响，今年１、２月份ＣＰＩ环比分别上涨１．２％和２．６％，在去年“翘尾”因素之上又增加了较高的“翘首”因素。若总体物价维持２月水平，全年ＣＰＩ涨幅将达到７．０５％。通过一些调控措施则应可控制在７％之内，但３、４、５三个月的月同比涨幅很可能仍在８％左右。
尽管今年ＣＰＩ涨幅将是１２年来最高，但７％以内的涨幅仍在可控范围之内。这一方面是因为下半年ＣＰＩ同比涨幅将快速回落，且回落态势将持续到下一年，另外此轮价格上涨与以往发生的农工产品价格普遍上涨的严重通胀不同，目前仅食品价格涨幅较大，食品以外的消费品涨幅则很低。而非食品消费品价格因我国制造加工业产能普遍过剩，今年出口面临较大减速将加剧国内过剩，价格难以出现较大幅度上涨。
预计受国际农产品价格去年大涨今年持续猛涨影响，今年我国食品价格将上涨约１６％，比去年提高约４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涨幅超过２％，比去年提高１个百分点以上。总体物价上涨仍将主要由食品价格拉动，不至于发展成农工产品和服务业价格的普遍上涨，物价的结构性上涨不会演化为全面的通胀，不至于因此导致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从历史上看，我国目前的通胀水平并不算高。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年ＧＤＰ年均增长超过９％，年均ＣＰＩ上涨５．７％；在其中ＧＤＰ增速超过１０％的１６个年份，ＣＰＩ涨幅平均在７．６％；ＧＤＰ增长超过１１％的１０个年份，ＣＰＩ平均涨幅高达９％。国际上，日本创造所谓“经济奇迹”的１９５５—１９７５年期间，其年均ＧＤＰ增长约９％，同期ＣＰＩ年均上涨５．２％。２０年后，韩国经济起飞，１９７５—１９９５年期间年均ＧＤＰ增长在９％以上，同期年均通胀８．９％。
２００７年，一些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ＣＰＩ涨幅也较高，其中俄罗斯高达９．２％、印度５．２％、越南８．３％、印尼６．３％、巴西４％的ＣＰＩ增幅虽然较低，但相对于其４．５％的ＧＤＰ增长来说也较高。
国内国际的经验都表明，“高增长，低通胀”毕竟并非经济发展中可持续的常态。我国过去几年出现“高增长，低通胀”，部分原因是价格体制改革推进速度偏慢，能源、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依然维持偏低水平，投资的成本约束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刺激了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长，导致工业产能增长超出国内需求增长，形成供大于求，消费品价格自然上涨乏力，过剩产能需要通过增加出口释放。由此，高速增长的投资和出口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物价涨幅则得以维持较低水平。
与百姓收入增长比较，我国ＣＰＩ涨幅也不算高。自１９８５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１７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约１０倍，明显高于同期物价上涨水平。去年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分别增长１７．２％和１５．４％，也高于ＣＰＩ上涨幅度；即使扣除涨价因素，去年城乡居民收入也分别提高１２．２％和９．５％。
尽管如此，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众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此外，还应重视近年人们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普遍下降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房价上涨较快。尽管人们收入提高快于物价上涨，但相对于房价上涨显得微不足道。而若不考虑买房，收入的增长足以覆盖日常开支的增加，所以在福利分房时期，大家对ＣＰＩ涨幅远不如现在敏感。前些年一些媒体单纯地宣传“高增长、低通胀”，也使百姓甚至一些经济学界人士都将此误认为是可以长期持续的常态，使得人们对物价上涨的容忍度降低。相对于目前人们对物价上涨的心理承受能力而言，如今的涨幅显然过高，需要加以调控，以稳定社会情绪。
当前物价调控面临诸多难点，如控制物价（主要是食品价格）与促进农民增收的矛盾、与煤电油气价格改革的矛盾等。应对这些两难的问题，需要根据轻重缓急作出选择，既要保证目前物价和社会的稳定，也不能影响长远的发展。为此，物价调控要切实落实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９条措施，同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首先应防止“谷贱伤农”。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常年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遏制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并努力扭转这一势头，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要求，也是当前紧迫的任务。而农副产品价格的提高无疑是农民增收的最主要的来源，而看２００７年之前的十年，我国粮食价格非但没有上涨，还略有下降；蛋类价格下降１８．２％，肉禽和水产品价格基本持平，只有水果和蔬菜价格明显上涨。因此，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物价上涨有多方面的因素，国内农产品价格多年在低位运行，近期的价格上涨有其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 就此而言，目前农产品价格涨幅较大相当程度上是恢复性反弹，尽管其促发因素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如国际粮价猛涨、国内２００７年生猪蓝耳疫情等）。而且今年雪灾农民损失最重，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也可以弥补损失。为此我们建议，抑制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的措施应当适可而止。
第二，财政应多渠道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补助。食品涨价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影响相差很大，重点应进一步提高对困难户的最低生活补助标准。各级政府还应采取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为学生提供伙食补贴、加大公交补贴等措施缓解群众面临的物价上涨压力。目前财政增收势头良好，去年财政收入超过５万亿，同比增长３２．４％，为３０年来最高增幅，财政扶困济弱等公共支出的能力相应大大增强。我们认为，加大财政补贴应是目前应对和防止通胀的最主要的手段。
第三，油气煤电价格改革仍应适时推进。扭曲的能源资源价格对经济的扭曲作用值得高度重视。能源价格偏低，土地、环境等外部成本未能内化为投资和生产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高耗能产业的过快扩张，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理顺能源价格，加大用地和排污的成本，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也已经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我们建议避开春耕柴油需求旺季后在５月份择机推出油价调整措施，届时我国ＣＰＩ涨幅应出现明显回落，煤电联动机制、燃油税、环境税也应争取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推出。
第四，人民币汇率调整应适当加快。我国本轮ＣＰＩ上涨较快的原因之一是国际能源、大宗工业原材料、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对我国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因素。人民币升值显然有助于降低这些重要商品的进口成本，减缓输入性通胀压力。此外，人民币升值还能通过减少货币发行量来缓解通胀压力，一是因为升值可刺激进口抑制出口从而减少顺差增加，二是升值使对冲同样数量的外储增加所需投放的人民币相应减少。
第五，谨慎运用价格干预措施。价格干预虽然一时能平抑物价过快上涨，但也会影响生产供应者的积极性，为将来的价格上涨积累压力。比如目前由于植物油料价格猛涨，而食用油提价则受到限制，造成一些油脂加工企业停产，更加剧了市场供应紧缺。３月上旬全国已有几十个城市出现菜籽调和油、大豆调和油和花生调和油缺货。而食用油生产的减少最终会导致对大豆等油料需求的减少，进而影响豆农种豆积极性，对长远的市场影响大。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目前虽然对粮食没有价格管制，但最低保护价对市场价格指导意义很强，经常就是农民的实际售价，今年稻麦最低收购价仅比去年提高４．２％（去年维持２００６年保护价），远低于国际粮价的涨幅，也赶不上国内农资价格上涨。国际上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粮价上涨了５０％左右，甚至翻番。
由于美国的新能源战略（实际上也是农业战略），加上粮食增产的现实困难，国际机构普遍认为粮价将长期维持目前的高位，甚至还有上涨空间。如果我国粮价长期大幅低于国际价格，显然不利于农民种粮积极性。因此，国家应适当提高最低收购价，并继续提高对种粮的各种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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