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新趋势和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及时作出决策部署,开始了新一轮宏观调控。五年来,宏观调控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推进了经济结构调整,深化了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了发展方式转变,使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避免了大起大落,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也进一步得到加强,为我国经济今后继续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夯实了基础,对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前几次宏观调控是一个逐步探索运用市场手段来建立宏观调节体系的过程,那么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的新一轮宏观调控,则是我国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明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综合调控方式,以发展求和谐、以和谐促发展的较为成熟的经济社会管理探索和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改革开放使生产力要素得到有效释放,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较快的增速。2002年,随着全球经济走出1997—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和2001年西方经济衰退的阴影,我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加快增长轨道,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2003年,新一届政府所面临的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银行贷款增速偏高,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经济出现了一些局部过热的苗头,引起煤电油运紧张,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粮食产量至2003年已连续4年下降,导致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开始快速上涨,可能诱发通货膨胀。
导致经济局部出现过热苗头的主要原因包括:全球经济走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衰退阴影,之前数年我国积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应集中释放,我国2002年加入世贸组织等利好因素刺激我国经济进入快车道。
尤其应该看到,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在本世纪之交已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中期阶段,在这个阶段,居民消费结构明显升级,住房、汽车、电讯、娱乐等成为人们消费的新热点。而适逢经济景气周期上升期,更促使这种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大大加快。为满足人们消费升级的需求,房地产、汽车以及电子通讯等相关产业迅猛发展,并带动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住房、汽车这类支柱产业的崛起也必然带来对钢铁、水泥、有色、石化、机械装备等重化工业产生巨大需求,促使这些产业快速发展。而这些产业大都是资金密集型和能源消耗型产业,其加快发展必然导致投资高速增长和能源消费快速增加。
但也要看到,约束和补偿机制的缺陷也刺激和加剧了低成本扩张。土地开发成本及资金使用成本,环境和资源的使用成本很低等因素助推经济增长加速,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因素较为突出地显现出来。
针对新时期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统筹协调,一方面顺势而为,另一方面及时作出了抑制经济过热倾向、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大起大落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全面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综合作用下,经济发展方式出现可喜变化。2003年至2007年的我国经济总体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经济增长水平较高。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0.6%,较1978—2002年的年均增长率高0.84个百分点,比同期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高出1倍以上。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强。2003年至2007年,我国GDP年度间波动幅度控制在1个百分点以内。
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大幅增加。群众实惠明显增多,居民就业和收入持续增加。
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前两次宏观调控相比,本轮宏观调控具有如下新特征。第一,本轮宏观调控是在科学发展观统领和指导下实施的,重点是着力追求经济发展“好”的质量和“优”的结构。第二,这次宏观调控旗帜鲜明地把“节能减排”和“优化经济结构”作为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四大目标并重的调控目标,这是我国从经济发展实际出发而提出的“新调控目标”。第三,本轮宏观调控特别注重解决社会和民生问题,重视加大对“三农”、教育、卫生、低保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进而极大地推动了这些问题的解决。第四,更加注重“组合拳”效应,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避免了经济震荡。
在实施宏观调控过程中,党中央注意总结以往的经验,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要求,提出宏观调控的实质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特别要在“五个更加”上下功夫;在加强总量调控的同时,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在遏制部分行业低水平扩张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在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扩大消费需求;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在努力缓解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通过改革解决深层次的体制和机制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