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而惑

      “ 40岁生日那天，我一个人在房间里。”9月5日，谈及该话题时，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高瑞彬告诉记者，那个年龄事业达到了一个巅峰，但是身体机能却明显开始衰退，他最大的感受是，以后所考虑的就是下半辈子的事了。
　　在好利来创始人罗红40岁的这一年，他感悟着人生真正的归属就是家，并许诺用下半辈子去还过去15年欠下的“感情债”。但是，对另一群40岁的男人来说，反而是“情流感危机”高发期，与童年的恋家，少年的成家，老来的归家相比，他们最想离家。有调查表明，企业家中，40岁是离婚高峰期，红颜知己、婚外恋纷迭而至。
　　这是一个“拐点”式的年龄，现实、人生与哲学式的思考在此交汇。经历了40年的人生，重新按自己的思维尺度去评价上半生，并可能触发行为模式的变化。对家庭的行为模式改变正是众多变化的缩影。譬如罗红，他的变化还包括将企业的管理与未来交付出去；意识很强地投入精力去做环保宣传，为此，“之前根本不敢接触媒体，现在也敢于接受记者采访了。”
　　生活在社会巨变的时代，青春随着中国经济腾飞一路奔跑。工业文明与信息比特越来越频繁地刷新着世界与社会的认知。与2000年前平均不足半百的寿命相比，如今平均72岁~80岁寿命的现代人正在履现和颠覆着孔子的千古箴言，“四十不惑”。
　　有人将这个年龄归纳成输不起的年龄，有人则认为是方向性危机最多的时段，有人将这段自审与变异时期的男人称为“熟悉的陌生人”。
　　不为欲望所左右，不为外部所诱惑。但对于生命、对于人生与世界，却会陷入新的思索。在演员濮存昕看来，人生的这种变化就像登山一样，中年之前，要尽量登得高一些；中年之后，“下山”就要慢一些。
　　这确实是个微妙的年龄，普利策在40岁时患上了终其此后20多年人生的抑郁症。而那些踏着这个年龄点前后而去的人被称为英年早逝。包括商界的王均瑶，作家王小波、路遥，演员傅彪。
　　早年那种被扭曲的奋斗和拼命，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的代价，就像《圣经》中说的，“赢得了世界，却失去了自己。”
　　于是这个年龄，也有人开始考虑退休的安排。罗红算一个，业之峰的创业者张钧也算一个。职业经理人高瑞彬也会想，50岁从企业退休后，可以做做公益、去学校教教课，或者帮助年轻人做些创业指导。
　　也有此前未获“功名”者在40岁发力，100年前，40岁的亨利·福特通过流水线生产第三次向汽车王国发起颠覆革命；20多年前，40岁的柳传志从实验室走到了传达室开始创业；不久前将自创企业网讯以52亿美元卖出的朱敏，也是在40岁时才爆发出商业冲动。就像能活70岁的老鹰，在40岁爪牙枯萎时，历练重生。
　　所有生活与工作方式的改变基于一个，那就是人到中年的四十而惑。然后，把惑想明白后，续而步入四十不惑。
　　不妨将年龄再往后推演20年。有人问柳传志，40岁与60岁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柳传志的回答是，最大的区别就是，再大的事情，也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了。
　　如果将年龄往前推演22年或往后推演20年，站在更长的时间段看40的惑与不惑，又是另一重意味。心理学上著名的18岁/40岁/60岁定律认为，18岁的时候，开始打扮自己并注意起言行，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40岁的时候，更在乎自己的内心，总算想明白不把别人的看法看得太重；到了60岁才明白，其实，除了你自己，别人压根儿就没有注意你，即便有人注意，也是因为与他们自己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