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罗伯特·默顿在上世纪70年代初设计出“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时，根本没想过要去给这个想法申请一个专利。尽管这个模型让高利润的衍生品世界取得了爆炸式的增长，但这位哈佛大学的金融学教授回忆说：“当时，我们从没想过要阻止‘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推向公共领域，而且当初也确实没有寻找到这方面的商业机遇。”
这个模型是由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另外两名学者共同创建的。其实，当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后来推出一个内置这个模型的畅销计算器时，这家电子集团甚至拒绝给这些学者提供一些免费样品。不过，三十年后，默顿教授这样的人变得更精明了，他们知道如何得到自己应得的报酬——这可不是免费计算器所能比的。自从默顿与迈伦·斯科尔斯、费希尔·布莱克共同设计出“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之后，他已经被人们视为现代金融的创始人。有些市场人士甚至提出，“布莱克—斯科尔斯”理论为期权估值提供了一种简便的方法，它给金融市场带来的影响，就如同发现DNA对药学的影响一样巨大。
除了期权理论以外，默顿还提出了很多其他想法，同样在业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包括一个预测信用违约的模型，过去十年间，这个模型已经在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默顿在大学学习经济学的时候，就花了很多时间在经纪公司观察市场如何变化。20世纪60年代末，他转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当时，正是人们日益认可金融领域是一门数学学科的时候。除了学术工作以外，他还一直在寻找方法把自己深奥的理念转化为利润丰厚的实践。当然，并非所有的努力都取得了成功，上世纪90年代末，默顿成为了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一个合伙人，该对冲基金在戏剧性地从内部崩溃之前，拥有的交易头寸估计有1000亿美元。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已经成为过度投机的象征。关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带来的教训，默顿表示，该对冲基金失败的原因被广泛误解了。一些观察人士认为，问题出在该基金对金融模型的信任，而这些模型的基础则是理性市场的信念，但默顿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基金的运作方式。当该基金开始遭遇损失时，同行们并没有像金融科学（或理性市场）的支持者所预测的那样运作；相反，它们在恐慌中出售了资产，使市场出现了比默顿预想中更加剧烈的动荡。
此后，他又与罗伯托·门多萨和彼得·汉科克创建了一家金融顾问公司——IFL。他们的愿望是，把从金融科学中汲取的已经在金融市场上得到证实的想法，战略性地应用到公司、整体企业风险甚至国家风险上。从实践的角度讲，IFL如今正在推广一些关于公司应该如何管理财务的激进想法。默顿指出，直到现在，大多数公司在资金利用方面都特别低效，因为它们不知道自己在处理哪些风险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在处理哪些风险方面没有优势。经理人浪费了大量资金，因为他们不经意地承担了自己不适合承担的风险，如房地产风险（通过持有房地产资产）或市场风险（通过持有养老金的方式）。
默顿指出，如果公司干脆摆脱这类风险，或把这方面的管理外包出去，就能有更多的资金来支持增长。他得出结论说，这么做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利用衍生品市场。他表示，利用衍生品的主要优势是，它们在转移大量风险方面很有效，衍生品可以量身定制，执行交易的政策是可逆的，而且不会造成不利影响。这种观点可能会让一些公司高管大为惊骇。自从华尔街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了一系列衍生品丑闻之后，“衍生品”的字眼在很多地方都遭到了极其不信任的目光。特别是在媒体认为，某种程度上正是衍生品造成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内部崩溃之后，默顿宣扬这种产品的热情似乎会引发争议。
不过，默顿坚持认为，衍生品其实受到了极大的误解：如果出了问题，不应该归咎于这些工具本身，而应该从使用它们的方法上找原因。他还强调，各个机构完全有可能利用衍生品，达到自己降低风险暴露程度的良好意愿。他认为，“要问今天的世界想不想使用衍生品，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就像问我们想不想使用汽车一样，衍生品是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衍生品就像是汽车的ABS系统，毫无疑问，该系统可以保证行车更安全，但只有人们选择使用它的时候，它才能发挥这种作用。同样，我们选择使用这些工具常常不是为了减少风险，而是为了在承担同样风险时增加益处。”
公司高管们会被这些观点折服吗？去年，IFL一直在为电子集团飞利浦公司设计一个新的养老金系统，这个系统利用衍生品市场为个人定制远期投资，把投资微调到每个人想要的收益、投入和风险水平。这项方案既不是一个标准的养老金缴纳系统，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受益计划。它已经被飞利浦在欧洲的400名顶级高管采纳，而且今年还将推广到整个欧洲业务。此外，默顿和他的同事现在正在草拟其他方案，帮助公司管理资本或抵挡私人股本的威胁。默顿兴奋地说：“把金融科学运用到公司中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智力挑战，不过，这显然也是一个商业机遇。”
(本文译自《FT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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