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人处于高位，不可接近，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身居要职的人，往往会把自己搁到那个位置上面去，人的很多自然属性，比如性情就会被牺牲掉。
华生：外部环境有的时候把人推到一个位置，关键是你怎样驾驭。从婚姻、家庭、爱情的角度来说，把事业和生活分开非常重要，因为归根结底，你是要组成家庭，不是组成一个机构。对相爱的人来说，最根本的就是心灵相通，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契合，这是幸福的前提。
南方周末：1980年代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同时参与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那时也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初兴的时候，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
华生：第一次真正卷入经济改革的大潮是1984年9月去浙江莫干山，参加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理论研讨会，那时在会上彻夜地辩论。在价格改革方面，我跟四个研究生同伴提出搞价格双轨制改革，那时候是血气方刚，理想色彩特别浓。我从小就喜欢闻汽油味，但是在莫干山上连日的开会，不睡觉讨论，下莫干山去杭州向领导汇报时，第一次晕了车，好一阵子几乎失去知觉。那时我是作为价格组的代表，参加向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的张劲夫同志汇报，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莫干山会议结束不久，就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就是小平同志说，这次会议文件写出了老祖宗没有说出的新东西的那次。在那次全会上，中共中央作了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然后是国庆节，小平在天安门广场上，坐敞篷车阅兵，那是改革的鼎盛时期。那时候我们经常被邀参加国务院的会议，到各地组织改革试点。胡绳同志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我曾陪他出访东欧，一路上给我讲他当年在毛主席身边的故事，真是学了很多东西。
南方周末：你似乎在1990年代的出国潮之前就去了英国？
华生：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期在英国，那是典型的留学生活。先在牛津读书，后来在剑桥工作。我是在读研究生以后一路顺风，之前没有一件事情是顺的，连读大学也是因为家庭政治问题影响被补录进去的。侨居英国时，经常会应邀参加一些国际政治经济的交流活动。记得曾经参加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十多天的国际研习班，在那里遇见台湾的一些政治文化精英，比如马英九、许倬云、沈君山。马英九当过蒋经国的政治秘书，是国民党的少壮派。大家在一起探讨国际局势，研究中国的未来，那时还有台湾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民进党还没上台。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市场经济大潮开始兴起，很多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办企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信息带回国内。我也投入了商潮。当时是在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参与帮助吸引海外的人回国，我们搞了一个留学生企业，叫牛津剑桥国际高科有限公司。总部开始在牛津，我当时是董事长，总裁是一个自然科学家。那时候大家的想法就是，发挥留学人员的智慧、科技、信息优势，参与祖国经济建设的大潮，应该说事业虽有波折，总体做得很成功。但是到了最近这些年，我们的兴趣都转回去了，我又重新回去做经济理论研究，我们当初的总裁转得更早，更彻底，他现在是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
南方周末：为什么关注中国的证券市场？从商务转向研究，你又回到一个学者的位置了吗？
华生：从1997年开始，我开始研究国内股市问题。研究中国股市存在什么缺陷，提出股改的问题。因为我在英国的时候，撒切尔政府搞私有化，国有企业股票上市，留学生也都可以买股票，也都分配到股票，按人均分配，所以我对伦敦的金融市场有所了解。但是回国以后对中国股市看不懂了，看不懂以后就有了好奇心，就这样开始研究中国股市的制度问题，看中国股市跟国外股市构造存在什么差异，研究的结果是发现它存在制度上的缺陷，这就是所谓的股权分置的问题。1998年2月，我在《经济研究》刊物发表论文，提出A股含权和股改的问题，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证券市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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